柯庆施，一个被摆错位置的关键人
同志，你见过列宁吗？”
“没有，没见过，干什么？”
“听说他在这，我想见一见他。”
“时下争论，都说他是个大麻子红头发，我说列宁啊，一定是个大脑袋，准是个大个子，很有主意的男子汉。”
后来，这个跟列宁探讨列宁长什么模样的工人同志，在一次集会上，如愿以偿见到了列宁。
他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到前面，昂首看着高台上的列宁，额上的皱纹舒展开来，一双眼睛眯成了月牙，满怀欣喜的说到：
“一个普通的人。”
这是苏联电影《列宁在十月》中的一幕，这一幕展现了一位普通工人，见到革命导师列宁时的欣喜。
1922年，柯庆施、邓培跟张国焘等人去莫斯科参加大会，在这次大会上，他们不仅见到了列宁，还跟列宁握了手。
后来，邓培牺牲，张国焘叛党投敌，柯庆施就成了党内少有跟列宁握过手的人。
然而，在延安整风期间，柯庆施却被康生扣上了特务反革命的帽子，成为第一位被拖上台挨批斗的大官，差点被整死。
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在最后时刻，毛泽东出手保下了柯庆施。
从此，柯庆施紧跟教员，一辈子没变过。
柯庆施这个人可不简单，跟他有过节有密切关系的大佬一大堆。
教员、刘少奇、王明、薄一波、康生、陈云、邓小平，甚至是江青、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人都跟他有很深的牵涉。
柯庆施曲折丰富的人生经历，就如同一盏能引领我们走入历史深处的油灯。
通过他，一位又一位重量级人物，和一连串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历史事件。
将会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。
全文超过1万字，阅读需25分钟，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出发。
01
有人说，如果柯庆施没有死，那后来就不是四人帮了，而是五人帮了。
也有人说柯庆施犯了大错，他给出的数据，让教员误判了形势，大跃进的错误和大跃进后的大饥荒，柯庆施要背不小的责任。
还有人批评柯庆施，说他刻意迎奉上级心思，大搞煽风点火，还差一点取代了周总理的位置，其心可诛。
柯庆施到底是谁？
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已经不认识柯庆施了，但是经历过那段曲折岁月的人，恐怕不会忘记柯庆施。
一提起柯老，谁都得竖起大拇指，夸赞一声“毛主席的好学生”。
柯老这个外号，是教员先叫起来的。
教员也解释了“为什么叫他柯老，因为他是我们党最早见过列宁的同志。”
柯庆施病逝后，风光大葬，几乎全国各大区各省市都安排了很隆重的纪念仪式，中央和地方的所有领导，都有表态，这种政治影响力在当时是独一份的。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不管是生前还是死后，都掀起了很大的波澜。
在柯庆施的政治生涯中，教员、刘少奇和王明是绕不过去的存在，这三位大佬，都跟柯庆施有很深的交际，也都对柯庆施的命运造成了很深的影响。
有人说，柯庆施在延安整风期间，被康生扣上特务的帽子去批斗，是因为刘少奇地位提上来了。
彼时，刘少奇成为书记处三大书记之一，是党内二把手。
而柯庆施曾经跟刘少奇结怨颇深，他俩的恩怨是党内一大公案，谁都清楚。
但实际上，康生整柯庆施的直接原因并不是刘少奇，核心原因是柯庆施跟王明走的太近了。
他跟二把手刘少奇的关系又不怎么好，批他不会产生太多负面影响，还能卖刘少奇一个人情。
这个历史纠葛，也算是批斗柯庆施的间接原因。
所以说康生的段位很高，对人际关系把握的很到位，他从来不会胡乱批斗整人。
每个批斗对象被树立为典型时，都是有过分析和取舍的，要么是人际关系简单，要么是顺从了上面某一位的心思。
康生从来不怕惹麻烦得罪人。
但他得罪的是没有能力威胁到自己的人，可领他情的却是能决定他命运的人。
这就是康生的厉害之处。
02
在那个时期，一个搞白区工作的，被刘少奇否定了。
基本就意味着政治生命到头了。
像刘少奇这样的大领导，按理来说，哪怕你不巴结他，也不至于跟他对着干。
但柯庆施不仅对着干了，还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。
1936年初，刘少奇临危受命，从延安出发前往天津接管北方局事宜。
那个时候，柯庆施是北方局主要领导人之一，兼任组织部部长。
刘少奇到了北方局后，跟柯庆施他们一开始的关系还是比较不错的，沟通了很多问题。
他俩还相互配合，把关在草岚子监狱里的薄一波、安子文等人营救了出来。
这个事，我们在刘少奇那篇文章，和阎锡山那篇文章里都聊过。
党史103 | 为什么说八路军崛起，阎锡山“难辞其咎”？（送毛选）
事情很简单，柯庆施提议让他们写个假的反共启事，先把人弄出来再说，刘少奇斟酌后同意了，并向上面报备了，柯庆施就组织执行把人弄出来了。
但在这个事之后，刘少奇火力全开，写了很多批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文章，批评的对象是北方局和白区的同志们，但矛头直指王明。
随后还进行了组织调整，把柯庆施他们都调理原岗位了。
刘少奇搞这一手，柯庆施他们心里很不爽，他们都是白区系统的，也都知道刘少奇是以前的批评对象，是坐冷板凳的。
结果从延安空降北方局后，就大搞组织调整，还把他们批的一文不值，说他们没有取得任何功劳。
这话，任谁听了都生气。
在北方局的时候，柯庆施他们忍着。
等到，延安召开白区党组织工作会议的时候，刘少奇搞了一个报告，继续批评以前白区的工作没有成效。
刘少奇话说的的确有点过了，把白区同志的功劳都否了。
这一下，可捅了马蜂窝了。
哭的哭，闹的闹，非要跟刘少奇争出一个对错来。
柯庆施这个原来的北方局组织部长，早就忍不了了，指着刘少奇的鼻子骂他：“一贯老右！”
而且吵的很厉害，两人的恩怨就是这样结上的。
最后是教员来收的场，为刘少奇站台，讲刘少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。
这个会开完之后，刘少奇白区党组织代表的地位基本就做实了。
而跟刘少奇有矛盾的柯庆施等人，自然是调离的调离，坐冷板凳的坐冷板凳。
二人的恩怨就是这样结下的。
03
延安整风后期，柯庆施被拎出来批斗的时候。
已经坐了好几年冷板凳了 ，他唯一的靠山王明，也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。
柯庆施跟王明的私人关系挺好，他也比较认可王明“左”的那一套。
但他俩后来都去坐冷板凳了，王明当统战部部长，柯庆施是副部长，王明担任女子学校校长职务，柯庆施是副校长。
可见，上面默认他俩是绑定在一起的。
当时，整风从审干转到肃反阶段后，延安到处都在搞批评和自我批评，彭真翻旧账，把柯庆施以前在北方局的错误拿出来批评。
而彭真是刘少奇的副手，他批评柯庆施就如同一个信号。
康生很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个信号，随后他接过手，直接把柯庆施的问题，提升到了特务和反革命的性质。
提升柯庆施问题性质的时候，做法也实在太过粗暴，半夜在中央大礼堂的墙上，贴了很大的标语：柯庆施是坏人！
这个标语究竟是谁贴的，到现在也没有具体说法。
总之这个标语出来后，柯庆施的问题就升级了。
当时，杨尚昆、凯丰等人，给柯庆施说话，愿意证明他不是特务，但康生是铁了心要批斗柯庆施。
据王明的记载，批评柯庆施第二天，刘少奇代表教员找到柯庆施谈过一次话：
我们反对你，是因你早在二十年代就认识王明，1930年你在王明的领导下，参加了反对立三路线的斗争，而从1939年起，你是中央统战部部长王明的副手。可是整风运动造成声势已经多时，而你在反对王明方面连一句话也没讲过。
这个情况是不是真实的，存疑。
但柯庆施这个人，的确没有说过王明的坏话，也没有学康生，倒打一耙。
在延安期间，王明住院的时候，柯庆施就经常去看他，1965年王明得知柯庆施病逝的消息后，还特做诗以示怀念。
可见，他跟王明之间的私人感情还是挺好的。
但柯庆施也因此被整得很惨。
据当年的目击者回忆，批斗柯庆施的场面是最激烈的。
康生问他：“某年某月，有半年时间找不到你，你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柯庆施说自己想不起来了。
康生又问：“上海党组织受到了极大破坏，你跑到什么地方了？”
柯庆施回答说隐蔽在自己的关系家里，然后有人让他说具体点，柯庆施不说，很多人就围上来要打他。
还有人质问柯庆施：“你戴了黑眼镜，大摇大摆地在东安市场走，说明你政治上有依靠！”
柯庆施说那是假的，根本没有这回事，话一落地，就遭到了围攻。
柯庆施遭到围斗时，他请一位熟悉自己的同志证明，那人竟然大喊：“我证明你是特务！”
柯庆施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组织部长，品尝到了墙倒众人推的滋味。
他老婆因为没能扛住批斗的压力，投井自杀了。
而他也在批斗会上差点被整死，就算这样，柯庆施也没有说过半句软话。
可见他的骨头还是很硬的。
04
当时，柯庆施有一个难友，是时任军委秘书长的陶铸。
陶铸也曾在白区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，他俩跟刘少奇的关系一直都比较冷谈，却没想，这反而成了他俩后来崛起的关键。
也正是这段经历，柯庆施跟陶铸建立了很深厚的感情。
谁也想不到，这对难兄难弟，竟是日后鼎鼎大名的两个大区的第一书记，一方“诸侯”之二。
柯庆施被打倒跟刘少奇有点关系，他能崛起也跟刘少奇有点关系。
这就叫盈亏同源。
但柯庆施能活下来，是因为教员。
杨尚昆在回忆录中提到：就在柯庆施走投无路之际，毛泽东出面干预了，柯庆施就此活了下来。
柯庆施被打倒半年后，刘少奇以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主任的身份，找到柯庆施，对他说：“把你搞错了。”
为啥是刘少奇找他谈这个事呢？
很简单，哪怕教员保了柯庆施一手，但柯庆施日后还是要在刘少奇负责的那一块，展开工作的。
柯庆施也知道，只要刘少奇还站在上面，自己这辈子很难出头了。
但在关键时刻，有一个曾经的好友站出来了，要力保他更上一层楼，重新进入高级干部序列。
这个人就是薄一波。
1948年初，刘少奇主持了一个关键会议，讨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中央局合并，成立新的华北局。
能进华北局的都是七届中央委员，身份地位都很高。
刘少奇自然是华北局第一书记，当时内定的实际主持华北局工作的第二书记薄一波提议，要把当时还不是中央委员的柯庆施也选入华北局。
刘少奇明确表示反对，因为柯庆施给刘少奇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，他不太认可柯庆施。
但薄一波坚持自己的意见，认为柯庆施在1936年和1937年营救他们出狱和营救王若飞时，表现的非常好。
其实，就是薄一波想报恩。
刘少奇虽然有最终裁定权，但见薄一波坚持，也就答应了。
不过他跟薄一波约法三章：“那好，但后果是严重的，你可要负责。”
后来确实如刘少奇所见，把柯庆施位置摆的太高，不是什么好事。
柯庆施这个人的能力还是很强的，但他有个很大的毛病，这个毛病不是见风使舵，也不是能力不足，而是思想太“左”了。
思想太“左”体现在实际工作中，有时就会不顾实际条件，犯硬上盲干的错误。
如果柯庆施的位置很高，那他稍微激进一点，就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，影响的就不是几万人了，而是百万人千万人上亿人。
这不是开玩笑的，大跃进之后是什么，我们都晓得。
这个事的错误虽然不能全算到柯庆施头上，可他在其中却发挥了很特别的作用。
后来，薄一波自己也承认，把柯庆施抬上来，确实是没有看准人，把他摆到了不适合的位置。
“后来事实证明，少奇同志是经过长期观察得出的结论，是完全正确的。我的看法依据的是一时一事的判断，完全错了。”
柯庆施到底干了啥？
我们慢慢聊。
05
1949年初，为了在南京解放后能顺利接管，中央从九个解放区抽调了2400多名干部，组成南下干部队伍。
他们先是集中学习了一些决议和政策，随后制定了一整套接管南京的具体计划。
柯庆施作为石家庄市市长，因为工作干得非常不错，是这次南下接管干部中的骨干成员。
1949年5月1日，南京市委员会成立，刘伯承担任市委书记，柯庆施是副市长之一。
但刘伯承很快就随大军转战大西南了，谁接任刘伯承的位置就成了难题。
当时，华东局提了两个人，一个是柯庆施，另一个是江渭清，并推荐柯庆施担任市委书记兼市长。
这个提议报给中央后，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回电：“南京市可由柯庆施任市委书记兼市长，江渭清任市委副书记。但柯庆施在团结干部及履行工作任务方面是有缺点的，望你们随时注意加以帮助。”
通过这个电报，说明柯庆施是有能力担任这个职位的，这也是组织上对他这一时期工作的认可。
但上层，主要是刘少奇对柯庆施任用的态度，还是有所保留的。
柯庆施在南京干得挺好，各项工作都搞得有头有尾。
当时柯庆施结合南京的特点，制定了“轻工业、文化的、人民的”的城市转型方案。
从结果来看，柯庆施这个方案是很好的，成绩是有目共睹的。
所以当江苏省制恢复后，柯庆施顺理成章的成为江苏省委第一书记。
柯庆施在延安整风后，几乎被打入谷底。
但他又爬上来了，为啥？
因为在关键时刻，有人愿意给他说话，哪怕是忤逆了上司的想法，也要坚决保他。
这样的贵人，不需要多，一辈子遇到一个就够了。
柯庆施的为人要是真的一无是处，落井下石都来不及了，谁还会为他说话。
康生有康生的职场哲学，柯庆施有柯庆施的贵人。
这个世界上，没有完美的人，完美也意味着无用，一个人不怕有缺点，就怕没有长处。
薄一波之所以愿意保柯庆施，一来是因为柯庆施在困难时期，对革命不动摇，他的信仰和立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；
二来柯庆施对薄一波有恩情，我们在阎锡山那篇文章分析过，薄一波出狱的时间实在太巧了，早一点晚一点，那山西牺盟会的事就跟他没啥关系了；
还有第三点，柯庆施这个人有能力，接管运输中枢石家庄就是他的名片，他已经用事实证明，自己有接管大城市的能力。
所以薄一波愿意帮他说一句话，也有底气保举柯庆施后，他不会掉链子。
认真做事， 坦荡为人。
这八个字，柯庆施能担得起的。
这一切，都让柯庆施在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。
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，不是柯庆施的终点，而是他的起点。
属于柯庆施的滔天机遇终于要来了。
06
凡事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包括人的思想。
建国后，刘少奇和教员在建国初期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相合的。
然而对于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，如何过渡时，二人却产生了分歧。
刘少奇是相对保守的，1951年5月的时候，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表明：“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，我说这是讲早了，至少是早讲了十年......
十年以后建设得好，那时我们看情况，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：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？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。”
但建国3年后，也就是1952年，教员觉得情况发展的比较快，在9月下旬一次书记处会议上。
教员提出：“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，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，而不是10年或以后才开始过渡。”
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分歧，是很多事情的起源。
但很多人喜欢把事情搞得复杂，添油加醋，乱说一通，非要迎合猎奇心理搞出来很多版本。
一把手跟二把手，有分歧，那在很多事情上，就会出现很大的变动，也会伴生很多问题。
因为信任，所以简单。因为不信任，所以复杂。
上面跺跺脚，下面就是大地震。
原本准备实行15年到20年的新民主主义提前结束，1953年就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。
这个大变动，导致上层也出现了一些人事变动，而且此时外部环境也开始恶化。
种种矛盾，最后激化出一个高饶事件。
1954年前后，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被打倒，而陈毅陈老总也被调往北京，担任副总理，分走了周总理的一些责权，谭震林也被调往北京担任中央副秘书长。
一眨眼的功夫，华东局的大佬们走得一干二净，权力结构出现了很大一块真空地带。
变动就意味着机会。
在总过渡时期提出后，表现非常积极的柯庆施，立马就走进了教员的视野范围。
柯老顺理成章的就成了“上海王”。
柯庆施向世人说明了一个道理，很多时候，我们是没有退路的，放弃就意味着失败。
只要不放弃，可能就会发生。
柯庆施接管上海后，把一个日后的关键人物留下来了，也就是张春桥。
张春桥被调离上海，接任《人民日报》副总编辑，是因为他未经请示，就在报纸上点名批评了华东局的一些干部，而且闻到风声的张春桥，还打算点名批评上海副市长潘汉年。
结果此意图被陈毅和谭震林知晓了，就打算把他调离上海。
陈毅是老江湖，很明白张春桥这样搞，很容易就把自己带沟里去了，自然不能留他在身边。
好巧不巧，一系列的人事变动，张春桥没走成，陈老总反倒先到北京任职了。
1954年11月，华东局主要领导都走光了，开始停止办公，同时成立上海局。
这一个组织变动，一下就让柯庆施的地位，变得很特殊起来。
同时也表明了，教员对柯庆施很信任。
07
柯庆施这个人不是搞拍马屁那一套的人，教员对他另眼相待，也不是因为他会拍马屁。
而是教员思想转向后，思想偏“左”的柯庆施，正好就赶上了。
或者说，柯庆施此前被压制的“左”的思想，终于得到机会释放了。
1953年开启社会主义过渡后，形势发展越来越快。
这个时候，周恩来等人开始警觉，提出反冒进，要遏制这种急躁冒进的势头。
1955年夏，上层就围绕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的问题，发生了很多争论，邓子恢写了一个报告，说要稳步前进，但这个报告被批评为“像一个小脚女人”。
1955年底，柯庆施作为地方上的大佬，多次表态坚决抵制反冒进，并发了一篇《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和团结中农问题》说：
“当前合作化运动发展的形势，不是党的领导‘超过了实际可能’，‘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’，‘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’。正如毛主席指示：‘现在的情况，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牵头，领导赶不上运动。’事实证明这一论断是完全的正确的。”
当教员开始提速时。
北京很多委员就说，前进速度太快了，很多事情做不好，面对这种反冒进声音，教员可以用理论反驳，但用实际工作的反驳材料，只能下面的人提供。
动员依靠地方大员，给中央一线施加压力，这是独属于教员的方案。
这个时候，柯庆施作为执行层的地方大员，他站出来说，这些能干成，没有任何问题，还拿出了一些实际数据用来佐证。
下面干事的人都拍着胸脯说，没有任何问题，领导的人自然也就无话可说了。
柯庆施这种彻彻底底的支持，给了教员很大的鼓励和支持。
邓子恢为代表的稳步前进意见被批评后，地方上的工作进展立马就有了反馈。
几个月之内，有五千多万农户加入合作社，预定要18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，提前11年完成了。
速度实在太过了，到了1956年的时候，不仅是农业合作社加速向前，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冒进的倾向。
所以这个时候，北京那边其实有很多争论，周恩来也好，教员也好，都感受到了很大压力。
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柯庆施就成了打破僵局的力量。
柯庆施在江浙搞得很热烈，自然就吸引了教员前来视察。
1957年12月下旬，教员在杭州召集会议，华东六省市党委第一书记都参加了，主要讨论经济建设上的领导方法问题。
在杭州会议上，教员发了脾气，憋了许久的火气，终于在柯庆施这里得到了发泄。
教员后来说：“我是放恩来的火，有柯老为证，就在杭州，实在憋不住了。几年之气，就向薄一波发泄。我说，我不听你这一套，你讲什么呀？我几年都不看预算了，横直你是强迫签字。”（肖冬连《求索中国——“文革”前十年史》）
这个会开完后，柯庆施得到了教员的点名表扬，他回去后，立马组织张春桥等写手，写了一篇《乘风破浪，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！》
这篇报告被送到教员手中的时候，他非常高兴。
这篇文章讲出了他一直想讲的话，而且跟上海的情况结合的也比较好，展开方向也符合“跃进”的思想。
后来，教员多次把柯庆施的这篇文章当做正面榜样，用来点名批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。
甚至在南宁会议上直截了当地对周恩来说：“恩来同志，你是总理，你看，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？”
周恩来回答道：“我写不出来。”
教员接着说：“上海是中国工人解决集中的地方，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，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。”
教员又说：“你不是反冒进吗？我是反反冒进的。”
（《若干重大决策与时间的回顾》二十四节批评反冒进 薄一波）
08
柯庆施这篇报告，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。
那个时期，教员在北京其实感到比较苦闷，因为四周都是反冒进的声音，缺少支持的声音。
而柯庆施的表态和坚定的支持，让教员感觉找到了“知音”，尤其柯庆施分管的上海，还是工业重地，说话很有分量。
在教员需要支持声音的时候，柯庆施选择了紧跟。
陈云后来讲：“毛主席的错误，地方有些人，有相当大的责任。毛主席老讲，北京空气不好，不愿待在北京。这话的意思，就是不愿同中央常委谈话、见面。他愿意见的首先是华东的柯庆施，其次是西南，再其次是中南。”（《柯庆施的政治资本》陈小津）
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。
《乘风破浪》一文得到教员大力赞赏后，就像打开了某种开关。
随后全国各地都是追随的声音，李井泉、谭震林等人都踏步跟上了，而“反冒进”的观点则彻底被批倒。
在南宁会议上，柯庆施成了头号标兵，是批判反冒进的代表，在这次会议上，以前提反冒进的领导们也都一一做了检讨。
周恩来、刘少奇也做了检讨。
就是在这个会上，教员一口一个“柯老”，把柯庆施捧上了天。
等到陈云汇报的时候，底气十足的柯庆施，讲话十分硬气，当着教员的面直接批评陈云：“对下面卡得过死。”
柯庆施的底气确实足，在南宁会议上，教员有让柯庆施取代周总理设想的。
当时，周总理并没有直接表态，如果在会上直接提出辞职，就不是辞职了，而是进一步抵抗了。
南宁会议上，教员直接拿柯庆施的文章指着周总理谈的那番话，给周恩来造成了很大的压力。
周恩来的经济秘书顾明回忆说：会议期间“几乎每个晚上，先念、一波等都聚在总理那里讨论到夜里二三点，商议怎么检讨等等。那时，会议的形势很紧张。”
在南宁会议之后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，周恩来曾委婉地提出来说：请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？
当时出席会议的大部分人，都出言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。
最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纪要：会议认为周恩来“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，没有必要加以改变。”并把这个纪要报送给了教员。
但此后，周恩来就很少发表意见了。
09
其实到这一步，大跃进已经不可阻挡了。
领导层意见统一了，都认为反反冒进是错误的，那自然要搞更大的冒进。
而大跃进期间“全民大办钢铁”的高指标，跟柯庆施多少也有点关系。
1958年6月，柯庆施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，规划1959年华东5省市（不包括山东）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。
1957年全国的钢产量也才535万吨，结果柯庆施一个大区就制定了800万吨的目标。
这就说明柯庆施这个时候的脑袋已经不是热不热的问题了，而是烫不烫的问题了。
要知道，如果不算山东，华东地区的煤、铁资源其实不多，一个资源不多的大区都定了这么高的目标，那其他资源丰富的大区岂不是要制定更高的指标？
柯庆施也不是傻子，他知道这个数字夸张，只是为符合当下的形势喊出来的。教员也知道。
但他把实际工作搞成了喊口号，这就是柯庆施的不对了。
对于这个夸张的数字，教员知道是办不到的。
所以尽管在武汉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，教员夸赞柯庆施“干劲冲天”，但最后也只把钢产量调整为1070万吨。
1959年7月，在庐山会议上，教员谈到这个1070万吨钢的高指标说：“第一个负责人的是我。”
他对在座的柯庆施说：“至于柯老，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？”
柯庆施回答道：“我也有责任。”
教员说：“可不可以这样讲，你也有责任。但是，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啊？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。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，你一个协作区一年要搞800万吨，我全国只搞1070万吨。”（《柯庆施：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》钱江）
教员这里提到的发明权，也就是指谁提出来的，教员说自己有责任，是指推广权。
薄一波在回忆录中明确指出：“毛主席这些话清楚地表面，是柯庆施同志促使他创下这个乱子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把柯称为‘土法炼钢的干将之一’，这不是没有来由的。”
但教员依然是比较爱护信任柯庆施的，并没有怎么样他，对照张闻天跟彭老总的遭遇，就能说明这个问题，
柯庆施对土法炼钢确实很上心，他不是只说不干。
他是真的有这股热情的，是打心底里认可教员观点的。
据以前在上海市委机关工作的马达回忆，柯庆施在上海市委办公楼北面的空地上，修建一座小土高炉，机关干部每天分三班劳动。
没有铁如何炼钢？
柯庆施说，城里到处有铁门，不是现成的铁料吗？
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，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，铁门、铁窗也都拆下来炼钢。
10
我们现在看这些现象，自然觉得荒唐。
可各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，为啥一辈子理智冷静的教员，却在建国后出现了一些激进的做法？
因为老人家很着急，国际上的形势几乎是一日一变，压力是扑面而来。
结果这个时候，啥家底都没有，只能干着急。
手里没东西，很多事你就干不成。
用教员的话讲就是：“手中没得一把米，叫鸡都不来，何况我们这样一个大国！”
1956年的波匈事件，让教员意识到，已经取得了政权还有可能再次失去，而且是在短时间内失去。
你要是没点实力，不搞点东西出来，人家随随便便就能把你弄得鸡飞狗跳。
1958年，苏联要在中国建长波电台，要干涉我们的主权，这个能答应吗？
肯定不能答应。
随后中苏交恶，苏联专家都撤走了，苏联人，美国人都等着看中国人的笑话。
毛主席的性子是很刚强的。
兵熊熊一个，将熊熊一窝，毛主席的那股劲最后不仅感染了整个领导层，也带动了全国人。
当时，中国上下都憋着一股劲，非要干出点成绩来，不吃馒头也要争口气。
用邓小平的话讲，“‘大跃进’，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，我们不发热？刘少奇同志、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，陈云同志没有说话。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，不要造成一种印象，别的人都正确，只有一个人犯错误。这不符合事实。”
“我们头脑也热，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。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。我们应该承认，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。”
可见，把大跃进的锅甩给柯庆施一个人，是不正确的，只是说柯庆施当时属于头脑发烫的那一批。
但大跃进期间，各种指标定的这么高，严重脱离实际，柯庆施是要担一定责任的。
教员那个时候的位置和威望都太高了，下面也确实有一批人整天琢磨他是如何想的。
一旦确认了教员的想法，很多人就会送上教员想要的数据和材料，主动迎合教员的想法。
当领袖也是很苦恼的，人人都围绕他的权力转。
更别说，当时教员已经在大部分干部心中留下了，一贯正确的印象，服从几乎成为了本能。
但当一个人太过急迫想干成一件事的时候，就会出现漏洞，思虑就很难周全。
此时，危险就出现了。
这就叫，君不密则失臣，臣不密失其身。
几事不密则成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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柯庆施头上还有个骂名，说他是搞个人崇拜的有力推动者之一。
这个是事实，没有冤枉他。
柯庆施曾在多个公开场合说过，“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”，而且他也是大搞个人崇拜的源头之一。
这是柯庆施内心精神世界最真实的写照，同时，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特征。
柯庆施这个人很值得研究，他绝非那种溜须拍马、不学无术的人，也不是高高在上官僚型的高官。
事实上，柯庆施工作能力非常出色，哪怕是走路他都想着工作，自己也非常廉洁，严于律己，做事也擅于分析和判断。
他的爱好，也就是偶尔喝一点老酒，吃一点花生米，但谁知最后却因为这个爱好引发了并发症，死于急性出血胰腺炎。
柯庆施每天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，了解上海的大小事，晚上在家学习看书，批阅人民来信。
晚饭后，他经常叫下属陪他一起散步，同时谈论交待一些事情。
比如，“我看到人民来信说猪肉涨价，你到菜市场去看过吗？”、“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书，哪个版本写得好一些？”等等。（马达《我了解的柯庆施》）
柯庆施的座右铭是：“坚定的革命意志，顽强的战斗精神，火热的革命热情，严格的科学态度。”
他一辈子也就是这么做的。
如果从为人、能力来看，柯庆施无疑是个好官，也是一个有信仰的好同志。
但他身上有一种矛盾感，在一个场景下以极“左”面目出现，在另一个场景下就是一个坚持党性原则实事求是的好同志。
而他身上的这种矛盾感，也是那个时代很多人的缩影。
对于历史上的发生的一些错误，以及历史事件中的人物，总是纠结于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谁是墙头草，没有多大意义。
没有完美的人，也没有不会犯错误的人。
1961年，柯庆施对自己有一番评述，说得很好：
“我是官做大了，牛当马骑，问题可大了。官做大了事情就多起来，不能把问题按轻重缓急处理好。官做大了，就有点官架子。官架子大了，就下不去了。
要冲破环境，打垮架子！”
有人说，柯庆施如果不是病逝的早，那就是五人帮了。
我不认同这个说法，跟柯庆施经历差不多的陶铸，就是很好的例子。
只要陶铸愿意，他完全有可能成为第五人，但当他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后，毅然决然选择坚持党性，随即就被打倒了。
当然，历史不容假设，人也不能变成神，是人就会有种种问题，就会犯错。
我们也不要把历史人物抬得那么高，那么远。
对待教员是如此，对待柯庆施也是如此。
伟人不是因为距离人民太远太高才成为伟人。
毛主席是融入人民当中后，才成了伟人。
“一个普通的人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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